關鍵年代的米荒經驗 - 農業知識入口網

在生產過剩、豐衣足食、過度消費的時代，人們唯一欠缺的就是「匱乏」的經驗感受。

近年來世界展望會為推廣人道救援，讓民眾能深切感受到非洲飢民的痛苦，因此在各地發起「飢餓三十」活動。參加者只需繳交100元後，就能參加飢餓體驗營，最後還可獲得「飢餓三十體驗營證書」。「飢餓三十」雖有人道主義的精神，但對曾生活於1945-47年間的臺灣人來說，他們根本無法想像有人會刻意花錢買餓挨；他們也難以理解，居然會出現用來保證此人曾經挨餓的證書。此種歷史反差其實正反映出戰後臺灣發展的歷史軌跡。戰後初期臺灣曾發生兩次「米荒」，而過往的米荒經驗形塑了日後臺灣糧政的發展與方向。因此，促進糧食增產，讓人人有飯吃，成為戰後三十年間重要的糧政目標。如同電視上的感冒藥，米荒也有兩種：一種是「無米的米荒」，另一種則是讓人難以想像的「有米的米荒」。

無米的米荒

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，戰爭的結束標誌了新時代的來臨。不過，此次是「天皇玉音」首次向公眾播出，大家突然驚訝發現，天皇的聲音居然如此陰柔細嫩，缺乏男性音色該有的磁性與粗獷，天皇形象與本尊玉音的嚴重落差讓人不免產生荒誕與詭譎的感受。

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同樣發生於臺灣的糧食供應狀況。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農業即以米、糖為大宗，1938年時稻米產量曾高達140萬公噸，即使於二次大戰期間，1942-44年亦維持100萬公噸糙米的水準。然大戰末期工業生產幾乎停頓，化學肥料供應已出現問題。1945年一期作插秧期間，北部發生寒害，南部出現旱災，而二期作又遭遇颱風，當年臺灣稻米產量僅有63.9萬公噸糙米。不過，當年度全台的稻米需求量約計94.6萬公噸糙米，中間缺口達到30.7萬公噸之多。日人離台前夕即已警告國民政府，「相關情勢的急激變化，今後米穀的供出與確保將愈形困難」。戰後國府特別設立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」，作為接收臺灣的行政單位。而為解決臺灣的糧食問題，行政長官公署因此決定繼續延續日本殖民政府的配給制度。

殖民政府為能有效動員物資，曾於大戰期間實施糧食配給政策。當時農民生產的米糧，除可保留部分供自家消費外，其餘皆須賣給政府，一般市民則憑證向國家指定的糧商買米。才剛擺脫日本統治的臺灣民眾，對自由的渴望顯而易見。先前的配給政策是為了資源汲取，許多人當然也希望配給政策能一併廢止。然而，當糧食生產已經嚴重不足時，如果取消配給、採行自由買賣，糧食價格必定水漲船高，吃虧受害的反而是沒錢沒勢的市井小民。於此狀況下，繼續實施配給政策，讓多數人維持最基本的生存條件，也就成為權宜之計。

配給制度要運作順暢，絕非易事。一方面農民要願意納糧，另一方面配給單位要能順利將糧食流通至所需之人。不過，早在1945年12月3日配給制度正式實施前，黑市米價早已上漲3倍。而行政長官公署的行政能力又異常低落，根本缺乏適當的行政手段管理市場、掌控日人下留的糧食徵購體制。當配給制度實施後，政府居然無糧供應一般社會大眾，台北市的米價因此不斷翻騰，小市民更無糧可買，政府也承認已出現米荒的狀態。在民怨四起下，長官公署只好於1946年1月11日草率宣布廢除配給制度。

配給制度雖然解除，但糧食問題也並未消失。地主糧商紛紛囤積米糧，投機商人則下鄉收購、轉賣米穀，賺取暴利。為確保鄉民免於飢饉，許多地區則成立糾察隊，阻止當地米糧運出，暴力衝突更是不斷。長官公署因此結合黨政軍的力量成立「臺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」，由軍方提出6,000公噸軍糧，協助糧食調撥。而糧調會實際上是則由「臺灣省糧食調節服務社」（即台北糧食協進會前身）運作，由李連春負責將糧食運送至缺糧地區。

隨著一期作於5月份開始收割，米荒問題逐漸舒緩。米荒讓長官公署驚覺糧政的重要性，此段期間展現優異工作能力的李連春因此被拔擢為糧食局長。李連春上任後隨即提出五年增產計畫，同時透過糧區劃分與糧商管理等措施以掌控糧食的流通。1946年臺灣米產開始恢復，增加至89.4萬公噸糙米，絕對能滿足實際需求量。但1946年底開始出現的通貨膨脹問題卻又間接導致另一次米荒的出現，成為「有米的米荒」。

有米的米荒

通貨膨脹代表什麼意義？套句白話，就是錢變小了。30年前一碗陽春麵只要10元，現在卻要40元，這就是通貨膨脹現象。適度的通貨膨脹能提高投資意願，有利經濟發展。但當通膨嚴重、市場游資過多時，貨幣的貶值速度就會加劇。為了減少損失，人們便會將手中的現金轉買房地產、原物料與黃金等可保值的商品，無形中便助長投機炒作之風。

從接收臺灣開始，長官公署面對惡劣的經濟情勢與窘困的財政，總是以加印鈔票的方式解決。1946年1月台幣發行總額為24.56億，但至年底時已達到53.80億。鈔票印多了，市場上的游資也同時增加，通貨膨脹的壓力終於在1946年底爆發。

戰後行政長官公署為保護臺灣經濟的獨立自主，因此堅持「台幣」為臺灣境內流通的貨幣，拒絕併入中國大陸境內的「法幣」體系。不過，在中央政府的堅持下，台幣與法幣採行固定匯率。更重要的是，台幣幣值還被刻意壓低。換句話說，相同的東西在台灣買反而比在上海便宜。從1946年下半開始，法幣就源源不斷地匯入臺灣，大肆購買商品後，再出口回中國大陸，臺灣逐漸成為中國炒家覬覦的對象。而在1946年11月時，先前長官公署刻意凍結的日銀千元券存款則獲解凍，高達7億的資金突然流進市面。與此同時，國共內戰導致中國內部政經情勢動盪，1946年末更爆發「金鈔風暴」。由於民眾對政治局勢喪失信心，紛紛搶購黃金與美鈔。從12月份起，上海資金更不斷湧入臺灣，臺灣的游資也加入炒作的行列。短短兩個月間，台北的黃金與美鈔價格都上漲1倍。當黃金、美鈔價格攀升至一定程度時，游資便轉向民生物資。1946年11月底台北市的蓬萊米價格為每斤14.56元，但到1947年1月份時已漲為19.5元。

面對劇烈的物價波動，糧商紛紛惜售，期盼未來好好大賺一票，而地主與糧商則共同努力囤積米糧。糧商惜售導致市場供需失調，米價持續攀升。糧食局只好拋售手中的公糧，試圖安定民心。但糧食局掌握的公糧數量極為稀少，丟入市場猶如杯水車薪，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。另一方面，糧食局開始查緝米糧大戶，要求主動出售自家餘糧，台北某大家族即被查獲囤積了54萬公斤米糧。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許多地主乾脆將米糧作為抵押品、向金融機構貸款，使自家的「餘糧」在法理上消失。

當糧價不斷暴漲、呈現一日三市的情況時，願意售糧的糧商也越來越少。糧商都害怕早上把米賣出去後，下午米價又漲，反而少賺一筆。然而當糧商紛紛惜售時，米價必定持續上漲，此又反過來加強糧商惜售的心態，惡性循環的結果導致台北的米市在2月12日時完全休市。米市停擺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一般的市井小民，2月13日時超過1千位台北市民集結於龍山寺，發動遊行抗議，要求糧食局立即解決米荒問題，各縣市代表亦前往糧食局請求協助。更有人開始發送傳單，號召市民實施搶米運動。而於2月26日時，台大法學院學生因10多天來均以甘藷果腹，紛紛出現體力不支的現象，因此決定返鄉。各界的憤怒最終在2月28日時一併爆發。

驚恐的米荒經驗

曾在糧食局擔任糧食調查員超過30年的何雲坊先生曾回憶，李連春常告誡屬下：「若糧食沒有控制好，會亂」。無庸置疑，李連春指得就是戰後初期接連出現的兩次米荒，而驚恐的米荒經驗深刻地影響日後臺灣糧政的發展發向。「無米的米荒」使得李連春強調糧食增產的重要性，而「有米的米荒」則讓李連春認定，政府必須適度管理市場、掌握充足的公糧，使其有能力隨時調節市場供需。雙向策略交互運作下，人人有飯吃的目標才能達成。

自1947年起，李連春更積極地建構臺灣的糧政體制。隨著糧政體制益加鞏固，米糧供需也更為協調。但反諷的是，當豐衣足食已不是問題時，我們卻逐漸遺忘匱乏的感受。戰後臺灣糧政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，卻也不經意將米荒的歷史記憶抹去。